第三、舊式譜牒印刷缺漏及因年久毀損，補闕問題不小。如一所說，因為印刷地域及書行刊行能力等問題，很多舊譜出版的字跡有可能本身就不明晰，甚至有可能出現殘字、墨跡等問題。再加上年久，蟲吃鼠咬等情況，可想而知在沒有復本比較的情況下，補闕的難度了！

第四、舊式譜內容與史實不符的問題。因為很多譜牒存在對有爭議祖宗記載上的避諱甚至于美化的可能，這個很容易導致“家史”和“國史”二者存在迥異不同的認知。這個問題解決不好，直接造成的將是對修譜可靠性的質疑，這也是需要修譜過程中，需要極其注意的一個大問題。

上述四個問題，如果不解決好，也會容易造成譜牒數據應用上大打折扣。針對這四類問題，提出以下幾個改進的方法，以供探討：

一、譜牒數據化中數據采集，不能僅限于舊譜本身，譜牒研究應該也要有自己的“二重證據法”體系。1925年，王國維先生提出把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的“二重證據法”。這個科學的學術研究方法，完全可以應用到家譜研究之中。豐富的出土文物，對于考證家譜的先祖事跡、墓塋規制、家族延承等都具有絕 對意義上的權威性。透過出土的甲骨金石、簡牘墓志等材料，我們都可以找到很多不為人知的家史材料。比如甲骨材料里的“兒（倪）氏家譜”[3]，銘文中的“史墻盤”、“逨盤”、“作冊嗌卣”[4]，不見歷史記載的秦瓊家族史的“秦愛墓志銘”等等，可以說都是對家譜材料可靠性的補闕。因此，譜牒“二重證據法”研究是數據采集和過濾的必須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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